公诉人的牙齿在哪里？
有人说公诉人武装到了牙齿。但是我怎么没看见呢，牙齿在哪呢？可能在肚子里吧，自己咽进去的。但这并不是一句玩笑。
有人说公诉人武装到了牙齿。
但是我怎么没看见呢，牙齿在哪呢？
可能在肚子里吧，自己咽进去的。
但这并不是一句玩笑。
我原来也以为公诉人在法庭上挺神气风光的。但是干了才知道，什么叫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。
要证据公安不去取，做不起诉领导通不过，到法庭上还挨法官呲呲。
给公安开列了很长的补证提纲，但是证据就是补不回来，最后一纸办案说明了事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再次反思自己的提纲写得不好？
我有一个诈骗的案子，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书证需要笔迹鉴定，一审公诉的时候也做了，但是没有鉴定出来，上诉人在笔迹鉴定时明显改变了笔体。没有这个证据，这个案子将陷入僵局。我就仔细研究上诉人签名的变化，明显感觉其在笔迹鉴定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感觉这份书证上的签名与早期笔录的签名高度一致，我就又找到上诉人自己提交的证据材料上的签名，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的签名，这都是其确凿无疑的签名，另外还有一份银行单据上签名，感觉也高度一致，只是其自己不承认。我缩小包围圈，我让公安就这有限的几个签名进行统一性的鉴定，公安还是推脱，说做不了，原来都做过了，鉴定不出来。
我说你甭管能不能鉴定出来，你再鉴定一遍就行？
在提交鉴定之后，又有麻烦了。说鉴定需要原件，其他都是原件，银行票据不是原件。那我说，那就辛苦您调取一下原件。
最后好说歹说把原件借来了，最后鉴定证实了上述鉴定的统一性，这个案子算是拿下来了。
但是这还算好的，还要看碰到的侦查人员好不好说话，愿不愿意配合。
现在公安内部考核指标调整了，对于已经侦查终结的案件，对最后是否起诉、能否下判没有那么重视了。而且他们也确实还有很多繁重额外任务，还要备勤，确实很幸苦，有的时候一应付就放弃了。
有的时候关键证据取不到，整个案件都只能放弃，勉强起诉最终也要撤回起诉，或者被判无罪。
事实上，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后，无罪和撤回起诉的案件都在不断提高。
即使那些不是特别关键的证据，如果不是完全到位，在出庭的过程中也会比较难受。公诉人往往只能硬辩、硬说。
但是谁还不要点脸面呢，谁又想硬辩、硬说？
司法责任制改革已开始有一阵子，不捕不诉增加了很多，就是公诉人也不想硬辩、硬说的体现。
这个时候其实公诉人的刀口是向内的，在把以审判为中心的压力向侦查前段传递的。
但是这里边一方面还会有侦查机关反过来施加的压力，会说你不打击犯罪不利，这个整体的压力放在公诉人身上，就起了一个名字，叫不能担当。
而且不捕不诉多了，又怕检察官滥权，通过加强审核、强制上检察官联席会议等方式，已经下放的权力正在回收，三级审批又面临回潮。
而且不捕不诉始终是内部监控的重点，要进行反复的复查，这就逼使公诉人只能往前走。一方面相对不捕不诉的适用率直线下降，导致轻罪的高羁押率、高起诉率，机械执法的风险加大；另一方面，对证据不足的不捕、不诉也在收紧，而侦查质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，这就使法庭上的尴尬局面频出。
捕诉一体好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检察官的权力，但只是对侦查的制约略有好转，但是由于权力回收之后，对侦查制约又无法充分展开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无法从根本上解除。
批捕权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权利，但与一般所批评的想抓谁就抓谁完全是两个概念，本质上还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权利。
我办案的过程中一直有发追捕追诉的习惯，也得到了领导的认可。但是有一次我有提出了一系列的追诉意见，一位老领导但是就说，这个思路挺好的，但就看公安给不给你干了。
他才是关键，因为抓人的权力并在我们手里，如果侦查不好好落实一点招儿也没有。
那位说，你不是可以搞侦查监督么？
但是一个是纠正违法发多了，其效果也会边际递减。我刚上班那会，发一个纠正违法真能让一个警察脱衣服，就是离职。但是现在很难了，其取决于公安机关对纠正违法的整体态度和它自己的评价机制。侦查监督只有转化为公安自己的评价机制才有效。
这个时候监督的效果，甚至还不如不捕不诉的制约效果。而但是现在权力回收，公诉人刚有的这一点权力，现在也快没了。
02
那审判监督呢？
那就更难了。审判监督的结果更是取决于法院的态度。
抗诉只是启动一个审理程序，改不改判，还是在于法院自己。有道理，就是不改判也没有办法。
我就听说一个事，一个抗诉案件，几乎所有的审委会委员都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了，但是刑庭庭长说，这不是案子的事，这涉及到我们的量刑权问题，好，又都同意承办法官的意见了。
而且启动抗诉程序的成本很高，轻易启动不了，这和上诉的成本完全不一样。
即使你废了很多的力气，但是就是不改也没有办法啊。那种一抗再抗，一路抗下来的案子屈指可数。
去年，我发了一个再审检察建议，因为很少有人发过，问谁都不知道，就和一位老同志咨询，会不会有反馈，怎么反馈给我。他说，除非再审，否则没有反馈，但是能够启动再审是极少的。即使我的再审检察建议书写了十几页，收集了那么多的证据，也是如此。
我认了，只要有希望就行啊，尽了力就行啦。
你们只看到了法官训斥律师，没有看到法官公诉人吧，实际上对年轻的公诉人这也是常事。
在开庭中也经常限制公诉人的发言，辩护人提出质证意见之后，就不让公诉人再解释了，要求留到法庭辩论阶段再说。但是对证据的印象一旦建立是很难动摇的，这时候公诉人就得抢着说。因为到了发表公诉意见的时候，谁又能记得住这些细节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，现在被法官训斥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。
但是也不能完全避免。记得有一次开庭，我们在庭前做了准备，补充了几份证据，而且让公安单独订了卷，庭前很久就移送法庭了。感觉还是准备很充分的。
我还很礼貌的和法官在开庭之前打了一个招呼，我说一会有点新证据要出示一下。
他说：哪有新证据，没看到有新证据啊。
我说：有啊，有一本卷呢。
他说：肯定没有。
我说：我说不会，您找找。
他翻了翻卷，说没有。我一听都傻了，以为把卷丢了呢，脑袋嗡了一下。但是很多当事人家属在旁听席在座，还得强打镇定。小声问我问书记员，打回证了吧？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，我才有点踏实。我心里想，责任是一方面，要是丢了，案子怎么办呢，还这么老多人看着呢。
我跟助理说，你帮他找一下。助理从法官那一摞卷宗翻了两下，抽出一薄卷，说在这呢。我的心才放在肚子里。
旁听席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看着呢，法官脸上有点挂不住了。就问我，之前怎么没跟我说一声？
我说庭前很早之前就把卷给您送过了啊。他又说，你没有和单独说一声啊。
助理在旁边嘟囔，自己不会看卷啊？我稍一摆手，示意他别说了。
虽然，心里有很多的不爽，但是我还是说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工作到不到位，没有提前单独跟您说一下。
法官还是不爽，拿着这本薄卷，就问我：你们有示证提纲么？
我说这是二审案件，就几份补充证据，因此就没有专门做示证提纲，在其他法官庭上，也出示过补充证据，都没有要过提纲。我们下回注意。
法官还在说，你没有提纲我怎么主持庭审啊？
我继续说：对不起，我们下回注意。
助理跟我说，他自己列了一个简单的提纲。
我赶紧说，我们这有一个简单的提纲，您看您先用这个行不行？
法官拿出去看了看，你这个不规范，没有写证明事项什么的啊。
我说实在抱歉，我们就一份证据，之前不知道要示证提纲，我们下会注意，证明事项我们出示证据的时候就会说。
助理坐在旁边快要急眼了，我赶紧按住他。
心里想，一定不要在法庭上发火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因为那样我们也跟着丢脸。
我继续说：实在抱歉，您今天先用这个吧，没几份证据，我们下回注意。
最后终于开庭了，到了要出示证据的环节，法官也有点不好意思了，问我：你们还有提纲么？
我说：没有了，就一份，给您了。
他还问我：那你们怎么办？
我说：没事，就几份证据，我直接出一下就行。
倔强的助理在旁边补了一句，我再写一份，果然，他正在手写了一份呢。
所幸庭审还是顺利的。
助理回来跟我说，刘哥要不是你按着我，我当时就跟他翻脸了。难道他自己不看卷么？就这么几篇纸还要示证提纲？
我说：永远也不要在法庭上跟法官翻脸，那是法庭，我们一定要尊重法官的权威。我们得给他台阶。而且我们翻脸就给人看笑话了，到时候我们也跟着丢脸，我们要保持克制，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助理问：那以后所有的证据，都要示证提纲吗？
我说：不用，给别的法官，反而还让人觉得奇怪。示证提纲不是必须的，即使有也是我们用来方便出示证据用的，而不是法官用的。我们要出示的是证据，而不是证据提纲。而且就那么几份要提纲干什么？你要知道真正的规则是什么，不要蒙了。这只是法官在找台阶，你要能够领会他真正的意思，包容他的怒气，让庭顺利开下去。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也许这就是我们的牙齿吧。
长在肚子里的牙齿。
03
还有人会说，牙齿主要是体现在控辩双方上。
公诉人可以调动国家资源，前文已经分析这个资源调动能力有多么的困难。
同样在证据调取上，很多辩护人能够调动的资源一点都不少，除了常规的证据之外。经常还会举行高级别的专家论证会也是一个重要方面。
而且在舆论攻势上辩护方也有自身的优势。我有一个高检院督办的案件，由于之前领导要求不能对外说任何话，虽然庭审中我们是占优势的，但庭后并不能接受采访，我只能拒绝记者的好意，看着辩护人一个人接受采访，记者都按照辩护人的逻辑回去写稿子。
对于这种重大复杂的案件，还有一个督办制度，三纲一词都要层层审定，即使在庭审有任何变化，公诉人也不敢超出既定的出庭方案。所以在被告人、辩护人即兴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很多年轻人的公诉人会在法庭上翻材料，其实他实在翻答辩提纲，他不敢超出既定的范围。
有一个大案子，庭审上有了新的变化，最后一名资深的公诉人即兴来了一段总答辩，没有完全按照既定的套路来，虽然效果很好，但是还是被批评了。他顶回去一句：是你出庭，还是我出庭？
但是这样的公诉人太少了，他们都带着锁链在跳舞。
但是辩护人没有这样的锁链。同样水平的同学，分到法庭两侧，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大的不同，辩护人即兴表达能力更强，他们背后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推着往前走，重要的是他们公诉人的锁链。有些公诉人在检察机关这边放不开手脚，但是转行当了辩护人却火力全开，感觉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而且很多律师还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。直接可以跟你的领导的领导说上话，你跟他怎么比。还牙齿呢？
即使在被告人面前，公诉人也并未体现更多的优势，在认罪认罚的教育转化和量刑协商上这一点显露无疑。有些女检察官甚至会被气哭。我们倒是想硬气一点，但法院不给我背书，不给你硬气啊。
原来我们的牙齿长在别人身上啊。
而那些说公诉人有牙齿的人，其实才真正长着话语权的牙齿。
公诉人虽然代表国家，但他真正能够调动的资源是极为有限的，其所能行事的权力是受到高度约束的，而且还在不断回流的过程中，所施加的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，晋升的空间也很有限，因为他终究只是普通的个体。
虽然有极个别的案件是倾国家之力在办，但是这是极为罕见的，历史上也屈指可数，而且这也体现在国家机器的整体表现上，也不是公诉人的个体之上。
而大部分案件，都不会动员那么多的国家力量，而只是个别侦查人员和公诉人的部分工作时间而已，这也是他们仅能调动的力量。而一个公诉人和一名侦查人员所办案案件每年要数以百计，而很多辩护人每年的办案量可能只是这十分之一，而且只有经费够，还可以聘请更多的助理。因此在时间和精力上，对单个案件的投入上，辩护人反而更占有绝对的优势。
更不要说辩护资源是真正的全国配置，可以在全国各地代理案件，完全遵循市场化法则。因而可以实现资源的大规模优化配置，而且还直接可以体现名与利的回报，激励机制更加公平和明显。
虽然也一再呼吁公诉人进行资源跨区域的调动，但是实践操作困难重重，人大任命这一条，就使公诉人都焊死在自己的岗位上。
在具体的个案上，辩护方可以从全国调集兵力，而本地的公诉人就显得力不从心。在局部力量的配比上，反而是天平倒转，辩护人实现了优势兵力。
这才是真实的实力对比现状。
真实的实力从来不是写在纸上，也不是存在于想象之中，而是体现在每件案件之中。
而且随着这几十年司法改革的推进，刑事诉讼法都改过好几轮了，刑事诉讼格局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现在公诉人绝不是带着大盖帽和法官坐在一起的那个人了，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。
人权保障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，职业律师在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地位都有了显著的提升。当然不得不承认，现实中辩护权可能还有保障不到位的地方，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公诉人权力也有很多保障不到位的地方。从这个意义上，公诉人并无任何优势可言。
反躬自省，也许公诉人真正的优势还是肚子里的牙齿，不仅是涵养。更是由于更多案件的历练，可以实现更多的经验积累，有点像医生看病，熟能生巧吧。也就是这个业务水平的内功，可能才是公诉人真正的牙齿。这也是公诉人转行到律师团队，对方看中的地方。
因此，那些以为公诉人武装到牙齿的理论，其实只是把历史想象为现在、把文本想象为现实、把整体想象为个体、把西方想象为东方、把以为想象为事实的一种想当然，是一种带着优越感的俯视姿态。虽然现实发生了变化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更新认知，而有些人只是选择视而不见。
我们并不能改变别人的认知，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了，真正的牙齿真正在哪里。
自身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。
不仅是集体意义上的，更主要是个体意义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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